年10月14日，《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平遥国际影展媒体场放映，电影还未结束，豆瓣上便出现了中途退场的“媒体观众”的一星差评。次日晚19点30分，影片在平遥电影宫小城之春厅首次面对国内观众首映，并在10月16日获得了平遥国际电影节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大奖。此后，又在韩国釜山电影节等多个国外影展展映，并在年2月获得瑞典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奖。
作为一部剧情片，《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90年代的真实故事。导演李冬梅以客观、隐忍的视角记录并再现了一场本不应发生的悲剧。呈现一种“静水深流、作壁上观”的风格，极为克制，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无尽平静。因此，也让这部电影拥有了一种情景再现的纪录片意义。
在平遥，影片得到了两极化评价。它感动了很多观众，同时部分观众也表示不能接受这种风格。
近日，凹凸镜在新亚洲影志工作坊对李冬梅导演进行了专访。
她的影片创作缘起于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她如何看待观众的两极化评价？都在专访中娓娓道来。
在采访过程中，从李冬梅导演的讲述里能充分感受到真挚、诚恳的情感和创作态度。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影片能够在国内顺利公映，与更多观众见面，也让这段值得记录、讲述的故事抵达更多人的内心。
李冬梅，电影导演编剧。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电影电视专业。澳大利亚导演协会会员。毕业作品“阳光照在草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年开始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创作，于年9月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完成该片的世界首映。后相继入围釜山，平遥维也纳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平遥电影节费穆荣誉最佳影片。
谢谢你来看我的电影——凹凸镜专访李冬梅导演
策划采访：汪金卫
整理校对：张劳动
排版：K
凹凸镜DOC：拍这个片子的构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你的心中扎根？你去学电影跟要拍这个片子是有直接的关系吗？
李冬梅：在我写完四个剧本之后，有一天，我有个朋友问，你要不要写一个电影（剧本），我来给你找钱？有了这个契机，我就在问自己说，好不容易有人愿意给我投资了，到底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我想我一定要拍一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事，不得不说的东西，前面那四个剧本有习作的感觉，也是与我自己一些经历有关。
后来我就想，人生里面我真的必须得讲的故事是什么，这样思考的时候，想到我一直在逃避的那个部分，也是我真正特别需要去讲、需要去面对的：关于母亲去世前后的这些记忆，特别是我母亲去世之后，那几天之内发生的事，对我那个年纪来说，是具有一种颠覆性的意义，那个记忆是我不愿意去碰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有成长到，可以去承担那样的一个回看。从年的下半年开始写剧本，到年拍。
第二个问题，我之前是没有想过说要会拍这个电影的，进电影学院与这部电影之间没有联系，但是也许潜意识里面，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去讲述，而这个讲述甚至不是说讲给别人听，而是一个自我的梳理，我之前尝试过写作，但是也没有特别满足的时候。
到电影学院学电影，我很天真，以为电影能赚钱，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如果能赚钱，可以用它做一个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的基金，让一些像我妈妈那样的农村妇女，在生小孩的时候不至于有这样生命的危险。
凹凸镜DOC：我还看到在您进去实际建组准备开拍的时候，还发生了资金的问题。临时又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故。
李冬梅：对，所有的人都已经到片场了。还一分钱都没有。
我拍片的精力都在跟钱做斗争，一边边拍一边去借，每一天各种途径的去借，那个情境设置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凹凸镜DOC：这个片子作为处女作，它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也包括资金等各种困难，但是最后顺利地拍完了，这期间您的内心足够强大吗？
李冬梅：我觉得我挺脆弱的。那个时候都不去想这个事情了。好像是从一个悬崖下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根本没有办法思考说，我能不能安全着陆，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惯性，像飓风一样的东西推着你，在做最直觉的那种事情，最本能地做出一些反应。没有时间去想说这个片子能拍完，但我觉得潜意识里面，从我的亲人他们身上看到的这种坚韧，他们是那种永远不会放弃的人。
做一件事情我要么就不开始，一旦开始的话，我不会说不去做完，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是这个事情不是不可抗力的那种因素，人为的话是不会说不去做完，所以我也没有这样的怀疑，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怀疑的。
凹凸镜DOC：影片的拍摄整体上来算还是在您的预期的时间，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超支或者是时间拖得很长。
李冬梅：我对金钱的概念是极为模糊的，拍摄时，确实有浪费，越缺钱越浪费的那种情况。因为你可能在有些地方，经验或者是配备人员的关系没有安排妥当，反而是浪费了一些钱。但总的来说，拍摄到最后的时间和资金上面都没有太离谱，按照后来我了解到的其他的独立制作的影片来讲，还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
凹凸镜DOC：影片片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开始叫《妈妈》，后来改为《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这个“七”，让我有很多联想，这个数字对于您和这部电影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是七天？
李冬梅：我本身是比较拒绝把一切的东西和既定的概念与那些抽象的逻辑联系起来的。我觉得我之所以热爱电影，或者是说喜欢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最美好的部分，是那种超越我们理性逻辑和抽象概念的东西。所以我在写这部片子剧本的时候，我完全摒弃掉所有那些可能太过理性的东西，我完全是凭着直觉和感性在做。
为什么是七天？是因为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在回忆当时我跟我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正好是周天，周一周二周三到最后她去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放假，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周上六天课，所以我是这样倒推算下来，正好我妈妈去世七天的时候就埋葬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完成了。
对我自己创作来讲，我最忠于的东西是我记忆里的那种情感的真实，我记忆中，她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对于我来讲，我是在纪念我的母亲，所以她本身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讲是高于一切的概念。
凹凸镜DOC：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意的摒弃了很多刻意的匠气的一些设计，一些概念先行的一些东西，都是凭借直觉来进行创作的。
李冬梅：对，这可能是我今后一直要去践行的一个创意方式。拍电影的时候，你要去实践这些东西的时候，肯定是理性，我们要用逻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否则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希望是发挥我个体最大的这种感性，我的感知，因为本身从理性来讲，比如说我读的书也不够多，我知道的道理也不多，但是我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内心里面那些最为隐秘的一些情感和直觉，那种可能没有办法用文字和逻辑去很好描述的东西，对我来讲是很珍贵的创作的一个方法。
凹凸镜DOC：我特别好奇，电影中饰演妈妈的演员，您是如何去找到的，因为这个角色太重要了，她是一个怀孕即将生产的状态，在化妆、特殊造型上有进行怎样的努力？
李冬梅：我觉得，我是相信有某种存在是我们不知道的，妈妈这个演员选的时候，我走在镇街上，我看到对面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性，她就站在那，我的朋友跟她介绍说，我想拍电影，这个女性就主动跟我说，你想拍电影吗？我也想去报名。
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直到电影拍完，我才知道她和我妈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妈妈和她的体型跟她很像，比如说身材的比例很像，包括她的肤色，还有走路的那种步态。
我当时没有那么意识到，因为她是长头发，她自告奋勇地要来演妈妈，我告诉她这戏里面有是有很多死亡的，包括有血这些东西问她愿不愿意，包括生孩子这些戏，她说没有关系，我就很惊讶，更加惊讶的是，她的丈夫非常的支持，如果是她的丈夫不支持她做这件事情，她也没有办法在电影里面。
我们后来进行了海选，她还来面试，有试戏，我就觉得很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跟她之间的感觉很奇妙，像我跟我妈妈的感觉。
我跟我妈妈没有很亲近过，不像一般的女儿跟妈妈之间很亲近，我跟她之间也有一种什么东西是隔着的，但是彼此又是有心意相通的部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很少跟她讲说你要怎么做，她是很有领悟能力，感同身受的能力很强，包括有一场戏，在电影中的第三天晚上，回到家几个人坐在那，有一只蝴蝶正好是落在妈妈的膝盖上，我看到那只蝴蝶，剧组全部的人都屏息凝视，我知道这场戏怎么结尾，我们需要让蝴蝶飞起来，所以我跟她说：“你用手轻轻地把蝴蝶弄走”，她的动作做得太天然了，说一个题外话，我觉得我是被我是被保佑的，被庇佑的，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作品是得到很多的保佑，有这样的福气。
演员的发型我们有做改变，因为我妈妈是短发，演员她原来是长发，在美术上我们做得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她演得很好，怀孕的道具-肚子，我们就是多块钱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安排。
凹凸镜DOC：我觉得效果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现在您的母亲去世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甚至可能我们自己的年龄已经比母亲去世的时候还要大了。这么多年来，您已经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坚强成熟的一个女性。您现在回想起来，您对当年的母亲所处的那种环境是有了更多的理解了。
李冬梅：那是肯定的。我小的时候只是觉得妈妈很忧郁，她怎么不开心，她怎么总是不像其他的妈妈一样说话声音那么高，那么亮。
我妈妈说话声音是慢慢低沉的那种，永远是很安静的样子，但是眼里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快乐的东西，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笑容。我在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我记不得她有任何笑容的时候，只有一次，她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家，她在做饭的时候会跟她聊天，两个女性在厨房边做饭边聊天，那个时候妈妈是我很喜欢的那个样子，因为她是36岁走的，所以我36岁的那一年我常常会想起她和她的事情。
我想到她的生命的轨迹，她24岁跟我爸爸结婚，25岁开始做妈妈，中间除了这五个女儿之外，其实她是怀了7个还是8个孩子，几乎是每一年都在怀孕，我现在已经比她当时活的时间更大一些了。
母女之间的这种连接特别神奇，我觉得她永远都在，这个人的离开其实只是在某一个维度的离开。
凹凸镜DOC：这个问题还是蛮沉重的，我也不希望勾起太多悲伤的东西，这也是作为电影艺术的一种魔力，一种魅力，它可以记录某些事情来还原某些事情，让已经去世的人“死而复生”，甚至可能帮助人去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向妈妈告别。我觉得这也是电影艺术的一种很大的魅力。
李冬梅：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其他的采访说过，对于我来讲，纪念我的母亲是很大的一个慰藉。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不是在纪念这一位母亲，是在纪念这样的母亲，我们撇开她所有的身份，她作为女性的身份，作为妈妈的身份，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她本身所处时空的境遇，我们对另外一个生命有了更多的了解。
比如说可能瑞典的一个女性，她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可能跟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是怎么样的，电影确实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传达。有时候我也希望这些名字不用被记住，比如说我的名字不用被知道，大家不用记的，但是撇开这个名字之外的个体，比如说我的这一路走过来，我是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成长的。
也许我的这一些生命的经验可以和很多女性、男性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有一个相互的了解，也许活着就没有这么孤单，我觉得这样是这个也是很美的事情。
凹凸镜DOC：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人都能够理解的，可能代表了千千万万的女性的一种命运。比起这个本身它更多的有一种记录或者是演绎记录的一种感觉，我一直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我在平遥看到有些观众看到一半，退场了，然后去豆瓣吐槽、差评，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去完成影片的观影，甚至没有办法去了解你想去表达什么，然后就匆匆的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李冬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他们的态度也很真实，他们如实反映了他们对这类片子的态度和感受，这是很好的。对于我来讲，举个例子，这个片子就像是个榴莲，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进了电影院，看到了电影，哪怕他只看了10分钟，他就像尝了一口榴莲，在他的心里从此就留下了他不喜欢的味道。但是这已经产生了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表达存在。
我很期待哪一天豆瓣评分变成三点几分四点几分，对我来讲能够有机会获得那么多真实的感受反馈，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我尊重他本来的样子，我觉得这是观众他们对于这种类型的片子本来的态度，他们不是说恶意的要去差评，不是因为记恨我这个人或怎么样，他就是对这个片子本身做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没有任何担忧，也不会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反而就是觉得这是必经之路。
我作为创作者，我就忠于自己，我把我真诚的那一部分给到他们，就像我是一个厨师，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用最好的原料，我把这个东西端上来，但是你们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关系，也挺好。
如果遇到了喜欢的观众，这个就是特别幸运的事情。觉得这样的一个相互的理解和感受会让人觉得很大的安慰。
凹凸镜DOC：我看完影片之后，看到这些差评，我难以抑制我内心的感受，觉得非常愤怒，尤其是当我看到有人在威尼斯看完之后，说“担心这样的电影会让外国人误解中国”，这样的评价我看到觉得非常难过和悲哀。
当然。这样或许代表着现在有些中国人不相信这样的故事广泛地发生过，或许也是一种好事，可能代表着时代进步了。这样的悲剧可能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敢相信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们怎么会如此的无知，不了解这些东西。看到他们的评论时，我是五味杂陈的。
李冬梅：我都很少